浅谈契诃夫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影响
欧洲剧坛经历了19世纪末的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洗礼之后，使得19世纪中叶在欧洲达到高峰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很难再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戏剧学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19、20世纪之交从事戏剧创作的俄国作家契诃夫（1860—1904）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戏剧大家，或者说是一位开创戏剧新纪元的人物。
较早点明契诃夫戏剧创新特征的是俄国作家高尔基（1868—1936），他在1898年就指出：“《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了激动人心和深思熟虑的象征。”如果没有19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孕育，同样的，如果没有19世纪的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戏剧新潮的滋润，契诃夫就不可能写出像《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姐妹》（1901）、《樱桃园》（1904）这样地把现实主义提升到了巨大的象征意境里的戏剧。
契诃夫是位艺术综合大师。他把19世纪下半叶露头的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跟现实主义嫁接，他也把诗的抒情性融入戏剧的机体里。也就是说，契诃夫把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现实主义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机体里，从而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超越。正由于契诃夫实现了这一大跨度的超越，现代欧洲的戏剧评论家们乐于把契诃夫戏剧视为贝克特（1906—1989）的《等待戈多》（1952）式的先锋派戏剧的先声，视为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
契诃夫不仅对于艺术具有现代意识，他对生活的认识同样具有现代精神。他不愿用绝对化的眼光看待人与事，他扬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判断。契诃夫说：“我要独树一帜：在我的剧本里既没有一个魔鬼，也没有一个天使。”这构成了契诃夫戏剧的一个重要的现代特征：契诃夫戏剧中的戏剧冲突不是表现为剧本中的这个人物和另一个人物之间的冲突，而是这一群剧中人物与包围着他们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而从契诃夫戏剧开始的“人与环境的冲突”，也正好构成了20世纪现代戏剧的戏剧冲突的基本内涵。
契诃夫的戏剧里总有一股抒情的暖流洋溢着，他笔下的那些可爱的剧中人物都在憧憬着什么，期待着什么，这“期待”的题旨也是具有时代精神的。
契诃夫的戏剧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是当今世界舞台上演出最多的经典剧目。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和德国导演施泰恩都以导演契诃夫戏剧出名。施泰恩认为导演契诃夫的戏，应该让现代观众感觉到契诃夫的那些戏剧人物对于他们是并不陌生的，甚至是很亲切的。也是为了达到这样的让现代观众亲近契诃夫戏剧的目的，彼得·布鲁克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有新的契诃夫戏剧的译本来适应新的戏剧观众。
2004年是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这一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以“永远的契诃夫”为题旨，推出了首届国际戏剧季。这个戏剧季以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契诃夫戏剧处女作《普拉东诺夫》（王晓鹰导演）开幕，以契诃夫绝命作《樱桃园》（林兆华导演）闭幕。这标志着中国对于契诃夫戏剧的接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