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中戏老师谈表演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沧桑变化
常莉已经退休了。但仍然是校园里无人不晓的人物。她缔造了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为传奇的一班：表演系96级。章子怡、刘烨、袁泉、梅婷、秦海璐、曾黎、胡静……就是在这座实验剧场里，她不得不把他们一一放飞。那一年的毕业大戏是《费加罗的婚礼》。
“我也很想再培养一班像96级那样的学生。可这再也不可能了。”常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巩俐什么都不做也有气场
现任中戏表演系主任的郝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刚完成今年的招生工作。“总共报考的人数有4900多人，我们录取了48人。但学生的素质，”他叹了口气，“只能说一般吧。”
近年来，艺术院校考试的争议被媒体放大，对理性的呼吁仍然阻碍不了考生及家长们“前赴后继”的脚步。据郝戎介绍，中戏报考和录取的比例几十年来都没变过，真正变化的是人们的心态。然而，“演员这个行业，70%看的都是天生的素质。如果真的没天分，进了中戏也没用。”可郝戎当年的老师田有良却不这么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演员。连猫都可以做演员，人怎么会做不了呢？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明星。热爱表演和成为明星是两回事。有太多人都把它们当作是一回事了。”
那一年，表演系迎来了巩俐、伍宇娟、史可、赵亮和贾宏声等人。田有良说“现在回想起来，85级是转折性的一个年级。老师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影视剧对演员的需求。像我们的大师兄、大师姐，姜文、吕丽萍(80级)那一代，他们都是戏好；而我们这一届，开始慢慢注意学生的型了，所以招了一批俊男靓女。”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已经在中戏教了二十多年书的常莉，终于感受到了时代变迁对教学产生的影响。“以前也不是没有影视演员，但戏剧演员和影视演员并没有在职业上形成真正的区别。”统治中国演艺教育长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终于被撼动了。“我们开始做戏剧游戏，开始做小品，做人物练习。”
1982年，在一次普通的人物练习片段表演中，80级的姜文、高倩和岳红等人共同策划了之后闻名全国的小品《卖花生仁的姑娘》。在表演当中，姜文独自一人从台下慢慢走来，边走边说：“这个戏，演员演得好！导演好！剧本尤其好！”在座的老师们一下子意识到，姜文是在模仿曹禺的样子。
田有良在中戏教了20年书，而他的同学巩俐几乎一出校门便成了国际明星。“巩俐的表演是我们班最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仍然记得老同学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她只要往前一站，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一展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就已经傻了。巩俐的自信，巩俐的气场，是相当罕见的。”但是，田有良也承认，如果没有张艺谋，“那就是另外一个巩俐了。”
章子怡张艺谋之后“死等”李安
在巩俐成名十年之后，几乎同样的机遇降临在了“小巩俐”章子怡的头上。对于96级的集体成名，班主任常莉把它归结为“历史夹缝中的巧合”。那个时候，“社会上还没形成经济的概念，他们还可以好好地、安心地学习。”可在他们入学的第二年，国家开始放宽文化产业政策，以北影为首的一批国营团体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一批民营资本开始涉足影视业。扎实的基本功加上遍地的机遇，这是那一代人的幸运。
但是，比影视业提前一步开放的广告业首先染指了这片依然纯真的校园。“当时章子怡接拍了一个榨菜丝的广告。我问她，他们给你多少钱？她怯生生地说，500块。我说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我把班上的所有人都叫了过来，严厉地告诉他们，以后所有人都不准随便接戏，除非是好导演，好剧本，好角色。”“可是，老师，到底谁算是好导演呢？”常莉依然记得自己扳着手指慎重地说出了三个名字：谢晋、谢铁骊、张艺谋。
“没过几天，张艺谋就来了。张艺谋看了好几个人，都不满意，问我要一个‘广告式’的学生。于是，我把章子怡递了上去。”《我的父亲母亲》使章子怡一举成名。当所有人都在盯着看她的第二步时，常莉却以“家长制”的方式把她牢牢地按在了学校里面。现在回想起来，常莉都觉得后怕，觉得那是“在赌博，在押宝”。“章子怡那时可急了！什么《纪晓岚》啊，《天龙八部》啊，好多组都让她去。她老是说，我要是不去，那个谁就去了。我说，让她们去吧！就这么等啊等啊，我自己都快按捺不住了，可终于还是等来了李安。”
可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即便是两个人共享着同一份机遇，也不一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的父亲母亲》捧红了章子怡，可同样被选中的中戏音乐剧大专班95级学生孙红雷却没有那么好运。这个世上有“谋女郎”，却没有“谋男郎”。郝戎是孙红雷的台词课老师，至今，他仍然记得孙红雷的“不自信”：“你们都长得这么漂亮，而且都是大城市来的。我年纪又大，长得又不好，还是从小地方来的。”
但是，“孙红雷要是出不来，我就一头磕死。”在郝戎看来，正是他自己的“欲望”和“痴迷”才造就了他。“他去面试《像雾像雨又像风》，赵宝刚问他，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谁谁谁。赵宝刚又问，你来干吗啊？他说，我来面试阿莱这个角色。赵宝刚说，行，留个资料，出去吧！经受不住这些受辱，怎么成得了明星呢？而且，他去面试好多戏都是穿着戏装去的，不像现在的演员，看个脸蛋就行了。他这样痴迷的演员越来越少了。”
分子与分母
从演戏到教书、做导演，田有良走了一遭，让他明白了很多。“明星和演员的关系就好像分子和分母。分子数永远是固定的。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百个，全中国你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十个。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分母数。分母还分好几层：第一层是由家长带着上那些业余学校的孩子们，那些业余演员们，那些北漂族们。然后，唰地一下，他们考进了中戏这样的学校，好像以为是进来了，以为是可以当明星了，其实远着呢！先去学专业吧。学完专业就去社会上混吧。有了机会进了剧组，终于，获得了导演或制片人的青睐，潜规则来了，机缘和追求是需要你付出代价的。最后，有些分母终于有机会成为分子了。但残酷的是，有一个分母成为分子，就意味着有一个分子掉了下来。”
“我经常告诉学生，别看你们的师兄师姐现在在外头这么风光，他们当初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你们知道吗？”郝戎仍然记得章子怡大四的时候，拍完《卧虎藏龙》从怀柔回到中戏来看望他，“我问她，有事吗？她说没什么，可眼眶一下红了，很委屈。后来才发现，她的一整个背都是紫的。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好了，见世面也广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你说一就是一了。你说这个应该这么演，他就会反问你，凭什么啊？你演过吗？”
郝戎认为，只有像朋友一样平等地对待学生，才能教出好演员。而郝戎的老师田有良正是这么做的。“我上课时很随便，学生跑上来坐在我的台上，问我要一支烟抽，这都没事！你得鼓励他们的自信心。有了自信心才有气场。就算这个学生没什么优点，你至少也可以夸他帅吧！你夸完了再说其它话他才听得进去。”
田有良这种以自信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到了98级终于有了成果。那一年，中戏诞生了邓超和朱雨辰等明星。“大二下半年的时候，我就让他们交大戏。一般这个时候，学生们只交一个小品或人物练习。我说，你们这么聪明，这么有灵气，肯定可以交大戏！邓超交的就是《霸王别姬》。而且，我告诉他，别在海报上写我的名字，要写‘邓超作品’。这极大地鼓励了他的自信心。从那个时候开始，邓超就已经会自导自演自己筹备一部戏了。”
可常莉却不这么认为。“很多人都批评我的家长制。但我觉得就是应该这么管理学生，否则出不来成绩。”96级的刘烨在一次汇报演出的前夕对班主任常莉说：“老师，我交不出作业。”“我说，交不出不行，必须得交！过了一会，他又跑过来说，老师，我真的交不出作业。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还是得上台。又过了一会，他说，老师，我想好交什么了。结果，他成了那次汇报演出的报幕员。可就算是报个幕吧，他还是磕磕碰碰，面红耳赤，满头大汗。”
时代变了，教师变了，学生也变了。常莉伤感地说，“学生们再也不需要我了。以前，他们离不开我，他们至少在业务上要依靠我。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可以去找一个制片人要什么去啊。然后制片人倒了，他也就倒了……”
镀金不是金子
现如今，貌似吃香的中戏远没有外界想得那么悠然自得。“以前培养演员的也就那么两三个学校。现在，六百多个艺术院校，优秀的学生全分流了。”对于常莉来说，这也是96级不可能再被复制的原因之一。“现在的学生只能气死你，急死你。你要处分他，家长就半夜三更地打你电话。你说我怎么教？”
更别提那些选秀节目，那些一夜成名的神话了。但是，选秀演员都只不过是一个镀了金的产品而已，真正的演员却是金子。”
“但是，也有那个途径出来的明星，非常刻苦的，人家咬牙坚持住了，那是好样的。你比方说周迅，人家没上过学，但人家是个非常棒的演员。刘晓庆也没上过学，但人家还是非常棒。成为一个演员的途径有很多，但是，把宝押在选秀上面，这肯定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郝戎说中戏的目的在于培养“学者型的演员”，那种可以“活到老演到老”的演员，而不是速朽的明星。
最心焦的还是常莉这样的老教师。“你说中戏招生，不招不行啊。可招了又怎么办呢？现在喜剧演员该革新换代了，可是换不上去。你看着《红楼梦》这么好的机会，没有人上得去。你看湖南台的《还珠格格》，你想找演员，可像赵薇那样的，她没有！有的人长相挺像，可一点都不会演戏。你说这怎么弄啊？”
没有规范，没有规矩，像“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所有中戏老师对现如今演员培养和规范体制的共同感觉。“可有一天真的要是规范好了呢？那就意味着机会更少了。”
常莉站在实验剧场的台阶上，仍然感慨万千。她说起几天之前孙海英炮轰“话剧之死”的事情。“我和他的理解也许不同，但戏剧的确死了。电影不也一样吗？这都已经《阿凡达》了，以后拍电影再也不需要演员了。戏剧呢，越来越变成是一门视觉的艺术了，只要看上去好看，演员演得不好一样也能成名。”最后，她无奈地笑了笑，对记者说：“也许，是演员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