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考表演的学生看看北电中戏老师的看法
扩张与断档，新鲜与老龄，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执教表演多年的老师和毕业学生的眼中，这个世纪初最奇异的现象，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明星养成，六年一拨?
有人总结过，电影学院、中戏这样的学校，明星学生的培养六年一拨，1978年的张丰毅，1984年的王志文，1990年的黄磊，1996年的赵薇、章子怡，“人是有一个生长规律的，去年招生考试时，还有好多考生看着眼熟，明显考了好几回，到今年一个都没有了，全是新人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齐士龙接受FAMOUS杂志专访时表示，明星的培养就像一个人的养成，是有规律的。
“赵薇章子怡还没过气”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陈压根不担心“明星断档”：“最近出来的姚晨、海清这一批，才毕业几年?赵薇这种在学校知名度就很高的情况是少有的，但别忘了她同届的还有黄晓明、陈坤他们这样毕业多年慢慢熬出来的。每个学生在毕业出去后都有一个沉淀期，这个沉淀期，快则三五年、慢则七八年，都会慢慢上来。我不认为每个人都稍纵即逝，我觉得赵薇、章子怡她们还没有过气。”
“我们这批演员正是年龄上跨度最好的时候，拍年纪小的没问题，演成熟的也没问题。”和赵薇、陈坤、黄晓明同班的演员颜丹晨(代表作电影《花季雨季》、《背起爸爸上学》)对FAMOUS记者说，“可能等我们再老一点，年纪小的演不了了，也就是新演员的机会了。”市场消化现有明星还需要一段时间，拿章子怡的班主任常莉老师的话说，就是“一拨条件好的搁在那儿，还不够他们自己打呢!”“当时我们班火了后，人们就说完了，96班之后那几个年级的孩子可能会被压个五六年吧。结果真的是这样，你想每年的男女一号都是数得出来的，一帮人站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颜丹晨以王宝强为例：“很多人觉得王宝强都能出名，我为什么不能?可每年农民工角色能有几个?有他在他就是第一人选。这个行业一定是残酷的，没有办法。”
“谁卖座谁上戏”
“张力很大的孩子每年招生都有，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推新人机制，这才是很现实的问题。”能像当年赵薇那样，以新人身份主演热门电视剧的机会几乎不再可能出现，一句话“就是谁卖座谁上戏”，中央戏剧学院资深教师常莉这样对FAMOUS记者说。
急剧发展的中国影视业，不仅没有伴随产生健康的推新人机制，还出现了各种浑水摸鱼、借推明星谋利的乱象。常莉如今都不敢参加招生工作了：“去年，来了一小孩，我都不认识她。然后，成都那边突然来了五个台，说要采访我。我说怎么了?他们说，那小孩儿说你面试了她，她考得最好，又一颗新星出现了，章子怡第二出现了。我说没有的事，我连认识都不认识。”
齐士龙的名字也常被这个学校那个学校挂名，“有一个单位把我挂上名，还说我经常在他们那里教课，其实我都不认识他们;有一次一外地单位来北京，说要请我吃饭，因为他们打着我的名头招了好多学生，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还有一孩子来面试时，坚持说是我的学生，外地学校毕业的，我说我根本不就认识你啊，这不是开逗嘛!”
“你们和清洁工没有区别”
“入学第一天，我对孩子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和街上的清洁工没什么区别，他是美化环境，你是净化人的灵魂，你们只是工作形式不一样。”尽管这当头棒喝打得又早又狠，谈起现在新生的素质，陈仍不满意：“我们现在的中小学应试教育所送上来的艺术学生，几乎要毁了真正的高等教育。我们这几年接过来的这几拨孩子，对国家、社会和历史的了解缺失许多。”上到“三农”政策，下到开一个店铺要跑什么程序，甚至亲如父母的工作苦恼，“现在的小孩关心谁?那你还能去演谁?演明星吗?你作为演员的责任感在哪儿，使命感在哪儿?”
齐士龙喜欢把明星比喻成矿藏：“与其说是教出来，不如说是被发掘出来，没有明星的素质就像地底下没有矿藏，再怎么开采，也采不出石油。”
“如果我睡了也出不来，怎么办”
当年为了演好《背起爸爸上学》，颜丹晨下农村体验生活半个月，每天和农村女孩在一起吃住，挑水、择菜、砍高粱、生火、蒸馒头等农活都会做：“别人说，张艺谋当年演《老井》里凿石头的挖井工，他就每天背一块石头上山下山，这是他每天的功课，是最笨的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新人就应该放下架子，多去体验生活，多学习历史知识，“现在小孩谁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指望你能演出戏来?我不相信。”
事实上，许多想成为明星的孩子，不认为储备知识和体验生活有多么重要，“成名”日益成为捷径的代名词，背着石头上山是多么老土的行为啊，睡一个制片人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只有个别“善于思考”的新人才会一本正经地问颜丹晨，“如果我睡了也出不来，怎么办呢?”颜丹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同样悲哀的是常莉，她发现自己的学生越来越不需要她：“现在的学生不像96级的了，96级他们也想去社会上比拼，但是他们知道要先学好业务再去比拼。最基本的一条，他们在专业上离不开我。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完全可以离开我，可以朝那些制片人去要个什么吧。等制片人倒了，他也倒了。”
可人们离不开明星，齐士龙说：“这个世界可以给孩子做玩具，就可以给粉丝制造明星。大众心里对明星的喜欢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如果停止，就好像没粮食一样。”
正如明星的培养需要周期，明星体制的培养也需要周期，或许我们可以希冀，新一代明星，就将从这里开始。
电影学院96级明星班，其中包括赵薇、陈坤、黄晓明、何琳以及颜丹晨。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的教学楼正在装修，二层上加盖第三层，以接纳每年日益膨胀的新生。临时借用的楼里，人还在楼梯上，就能听到头顶宽阔的大厅中年轻的男孩女孩排戏的响亮声音。紧挨着大厅的，是院长陈等老师共用的办公室，朗朗的排练声他们听了几十年，从未中断：78年张丰毅、84年王志文、90年黄磊、96年赵薇、陈坤、颜丹晨，97年海清陈对FAMOUS记者说：“虽然表演的就业面很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学生被吓回去，永远都是义无反顾地踏上表演这条不归路。”
张丰毅、王志文上学大于演戏
1978年恢复高考后，电影学院招收了第一批表演专业的学生，学生里有张丰毅、张铁林、方舒、周里京，也有如今已当上表演学院院长的陈，他的准考证号是颇有历史意义的“0001号”，“我们当时没想过当明星，就是想演戏、想上学，上学的心大于演戏。”
当时的班主任是齐士龙——培养出大批明星学生、后任表演系主任的传奇教师。他眼里的这拨学生很传统，“解放天性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不能完全放开，演个爱情戏都是禁区。”长处是每个人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有比较高的悟性，对生活有深刻了解，而且普遍赶上比较好的时代——当时缺少青年演员，“大部分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984年，改革开放到一定程度，北影迎来第二批“明星班”，王志文、张建栋(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导演)等都是这届学生，拿班主任齐士龙的话说，“(他们)胆子大，敢于摆脱束缚，不是那么正统。”
有一次齐士龙和同事发生矛盾，被领导找去谈话，突然一声“报告”，“我一扭头，发现以张建栋为首的全班学生站在门口说要求旁听，结果全部坐在我身后，那意思是谁都不能随便动我们教员。”还有一次学校附近施工挖地沟塌方，埋了好多民工，“差不多一个班当场跳下去，抢救了好多人，火线入党十几个。”和张丰毅那届不同，这届学生本能解放得相当好，有一次排戏，讲一个日本兵临去中国前，和自己媳妇上床告别，赶上领导来看排练，日本兵是王志文演的，“观念太解放了，演到我都不得不在旁边喊停停停!时代不同了，真放得开啊。”
“张丰毅、王志文的时代，都是国家包分配，毕业就有工作，虽然钱少，可不会有生计问题，所以他们一门心思就想做艺术家。”齐士龙很理解现在的小孩，他们毕业时面临的首先是要生存，要过好日子，是不是艺术家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赵薇、颜丹晨一切行动听老师
颜丹晨是幸运的，她赶上了1996年赵薇、陈坤、黄晓明那届“明星班”，又是有点“不幸”的，从她们开始学费实行并轨制，取消公费生，学费由1000多元涨到6000元，“也正因如此，才能保证质量，保证一对一。现在扩招，说实话对学生老师都不利，一年两个本科班，学生那么多，老师的精力根本顾不过来。”
高学费，让颜丹晨他们普遍在生活上有压力，很多人在读书时就拍戏拍广告，颜丹晨大一就主演了电影《背起爸爸上学》，“按学校规定，大一是不允许出去拍戏的。但班主任崔新琴老师有前瞻性，找我的制片人是王浙滨、编剧王兴东，他们合作过《离开雷锋的日子》，又是胶片的女一号，如果我参加拍摄可能比我在学校里得到更多，所以她就努力帮我和学校争取出去的机会。”赵薇去拍《还珠格格》也是在大二，是齐士龙和当时北影副院长张会军最后联合签字，破格放人。
一系列破格举措，隐隐透露着时代的变化，校园里一切仍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有人有明星的概念，颜丹晨还记得赵薇的诉苦：“薇薇拍《还珠格格》也不知道会火，每天回来都叫苦，‘我们那个戏还要掉水坑，一坨马粪就在我前面，恶心死了!’”
老师成了学业与职业间的转换器，颜丹晨第一次拍戏时连片酬、怎么和组里打交道都不懂，“崔老师就说但凡组里有什么问题，不要着急，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一旦拍戏出名后，老师会第一时间和每个人都谈话，“要是谁犯懒、起早工没出来，崔老师立刻批评你，怎么啦?翘尾巴啦?我们经常开班会，崔老师永远先把门关上，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可出去又特别护着我们。”老师的做法在颜丹晨看来违反造星规律，“我们班拿奖的挺多，崔老师从不到处宣传，搁现在得一奖恨不得把所有媒体都弄来;有些采访甚至是广告，崔老师也会帮我们推掉，像女性卫生巾这样的广告肯定不做，因为觉得做多了会影响角色塑造。”
“很多人觉得电影学院是明星的摇篮，是梦开始的地方，实际不是这样。”陈很反感这种说法：“表演教育绝不是做梦，是非常现实的。每年光电影学院、中戏、上戏、军艺四大传统院校培养出来的演员就得四百人，这个行业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教育目标不能定位在明星，而是做事上。你看所有电影学院上去领奖的，心情都很平静，蒋雯丽有一次领奖就俩字，‘谢谢’，完了!”
明星的天性与修养
齐士龙是较早意识到时代不同的人。赵薇一夜成名后，有老师公开发表意见，觉得赵薇应该再深刻一点，努力修养，成为更有深度的艺术家，“我说就这样挺好，不要都成艺术家，有人就当明星挺好，有人甚至就当一部片子明星也挺好。现在已经过了做什么都要成为艺术家的年代，何况成为明星也不是那么容易呀。”
江湖传说，齐士龙有一双探测仪式的眼睛，一个人是不是当明星的这块料，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行需要很高的天性，与其说是教出来，不如说是被发掘出来，没有明星的素质就像地底下没有矿藏，再怎么开采，也采不出石油。”齐士龙说那是一种感觉，“就像我第一次看到《南海长城》里的刘晓庆，就觉得她有一种气场和震慑力，让你觉得一屋子里根本容不下她。”
多少明星就是这样被齐士龙开采出来的：王志文本来觉得自己长得丑，都想退学了，“我却觉得他头比较小、身材高，声音非常棒，有一股非常玩世不恭的潇洒劲儿”;许晴漂亮是真漂亮，“我偏让她演虎妞，迈着方步、拿着茶壶、像黑社会老大似的一出场，这种反差一下子让她找到自己的特性”;97班的海清，是齐士龙亲自去上海招的，“我第一天在考场上看到她，她很打眼，虽然不像范冰冰那样完美，但大眼睛特别圆，亮晶晶的特突出，透着江南人的那种机灵伶俐，但有时候她一乐，又有点傻呵呵的。”这种极端的特质让齐士龙几乎立刻拍板录取海清。
多年来，齐士龙发现培养了许多明星学生，也目睹了更多的明星由红到不红的过程：“一切都在变化，普通人再普通都能活下去，可明星如果没有这点修养，一旦失去了你的光环，你就活不下去了，你就‘杯具’了。”这个教诲经由班主任黄磊的教育，牢牢地被海清记在心里：“黄磊以一颗红透了的心，告诉我们，前方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于是任何困难都在我们预料之中，我从没期望这条路走得一马平川，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2500个岗位，三四十万北漂
96级的毕业生有多幸福?中戏章子怡的同学秦昊(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男主角)说，他毕业后一直在推戏，第二年一口气推了八部;如今的毕业生呢?陈算了笔账，按每年生产15000集电视剧、平均一部30集算，有500部电视剧，每部五个主演，一个都不重复的话，是2500个就业岗位，“你知道就现在，在北京漂着从事表演的人有多少?三四十万!这是一个多么严酷的竞争现实。”
繁荣背后的残酷，导致表演的艺术与功利属性之争，齐士龙意识到再也没有学生能像张丰毅、王志文他们那样完全不考虑现实、一门心思做艺术：“艺术院校其实就是贵族学校，我上学那会儿不交学费，黄磊那时才400元，现在谁顶得住啊?而且生活里大家还互相攀比吃喝用，你没有经济基础你玩儿不转啊!”
颜丹晨说：“想拍一部戏，除了导演认可你之外，你的名字要报到各大电视台，电视台收片的人会立刻判断你怎么样、以前收视率如何，男女一号是卖片的保障。”这种制度很难让今天的新人重复赵薇当年的成功模式，“不过，新人年纪本来就小，可以先从女一号妹妹开始演起。”颜丹晨说机会只给愿意去学习的人，“我们做新人时，没有自己的戏也会到现场，有机会就坐在导演监视器后面看，琢磨镜头和表演的关系，和前辈聊天。现在也是，人们还是愿意去教新人东西的，但前提是，你愿意去学和听。”
这是影视制作表面繁荣的时代，也是明星培育急功近利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孩子没有像赵薇、陈坤等系统接受表演学习就被开采出来，颜丹晨听说越来越多的小孩上学时就签了经纪公司，“老师们都说不上话了。”陈说：“那天有个经纪人来我这里，说我想从你这里找几个演员，我要做他们经纪。我说，你经纪谁呀?你了解他们吗?你看过剧本吗?这个演员创作功力有多大?他适合演什么?创作个性有哪些?你知道吗?你就把人往那儿一送，不管剧本合适不合适，就知道和导演谈价钱。”
敢睡敢脱还是守好本分
“在我们这里，攀比背什么包、穿什么鞋，会被人瞧不起。你看街上流行的黑丝袜高跟鞋，在我们表演系一个也没有。”陈承认现在的时代给新生们带来了浮躁的气息，可他相信经过一阵子后，都能被调过来：“我们对学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现在我们还能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这在别的学校能看到吗?”
陈在捍卫表演学院纯净度的同时，毕业了的颜丹晨、海清却日益感受到被各种资本搅浑的池水，颜丹晨说：“这几年影视越来越活跃，大家觉得里面有许多有利可图的东西，各种资本开始进来了，就会带来许多非专业因素，结果不专业的领导专业的，这样就比较痛苦。”海清也尽量对那些台词都说不全的人绕道走：“拍电影电视还是个专业的事情，需要专业的团队和专业的精神。”只是越来越多的新人不这么认为。“现在有的小孩想的都是要混组，要参加各种局，要吃吃饭喝喝酒，多认识一些朋友。”可颜丹晨觉得，这种地方永远谈不成正事。
颜丹晨觉得舆论导向也很有问题，“我也参加过什么潜规则话题讨论，人们说你是出来了，但谁知道你背后干净不干净，就别装了。可任何行业都有见不得人的一面，这永远是小部分，演员还是靠一个一个镜头拍出来的。这部戏你和人睡了，演了个女一号，可最后万一连播也播不出呢?再说，你睡了她也睡了，那制片人选谁呢，不还是得选专业好的?等于又重新回到一个起点上。前两天，还有个小孩问我，‘姐姐，我要是跟人睡了也出不来，那怎么办呀?’天哪，她们已经在潜意识里觉得这是正常的事了，觉得如果不送钱不和人上床，就一定出不来，这挺可怕的。”
颜丹晨觉得最重要的是守得住寂寞，她的同班同学祖峰(电视剧《潜伏》中饰李涯)，“上学时他专业成绩很好，也是一个特清高的人，他可以在家里练毛笔字，也能背个包就出去旅游，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让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不仅是一手好字的差距，教了三十多年表演的齐士龙在这几年遇到的学生，“学表演的不知道曹禺、梅丽尔·斯特里普、罗伯特·德尼罗、达斯汀·霍夫曼，他们只知道周杰伦。唉，一代人过去了。”
和常莉约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实验剧场门口见面。她已经退休了。但仍然是校园里无人不晓的人物。她缔造了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为传奇的一班：表演系96级。章子怡、刘烨、袁泉、梅婷、秦海璐、曾黎、胡静……就是在这座实验剧场里，她不得不把他们一一放飞。那一年的毕业大戏是《费加罗的婚礼》。
“我也很想再培养一班像96级那样的学生。可这再也不可能了。”常莉在接受FAMOUS记者采访时说。
巩俐什么都不做也有气场
两天之前，现任中戏表演系主任的郝戎接受了FAMOUS记者的专访，他刚完成今年的招生工作。“总共报考的人数有4900多人，我们录取了48人。但学生的素质，”他叹了口气，“只能说一般吧。”
近年来，艺术院校考试的争议被媒体放大，对理性的呼吁仍然阻碍不了考生及家长们“前赴后继”的脚步。据郝戎介绍，中戏报考和录取的比例几十年来都没变过，真正变化的是人们的心态。然而，“演员这个行业，70%看的都是天生的素质。如果真的没天分，进了中戏也没用。”可郝戎当年的老师田有良却不这么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演员。连猫都可以做演员，人怎么会做不了呢?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明星。热爱表演和成为明星是两回事。有太多人都把它们当作是一回事了。”他对FAMOUS记者说。
田有良是表演系85级的，对于他来说，如今孩子和家长对艺考的疯狂热衷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中戏是什么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1985年，一心想考北大中文系的田有良不幸落榜，却又糊里糊涂地被去哈尔滨招生的中戏老师看中。“到后来才发现原来当时的一些电影明星，像丛珊、岳红，都是中戏毕业的，才有了些概念。”
那一年，表演系迎来了巩俐、伍宇娟、史可、赵亮和贾宏声等人。田有良说“现在回想起来，85级是转折性的一个年级。老师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影视剧对演员的需求。像我们的大师兄、大师姐，姜文、吕丽萍(80级)那一代，他们都是戏好;而我们这一届，开始慢慢注意学生的型了，所以招了一批俊男靓女。”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已经在中戏教了二十多年书的常莉，终于感受到了时代变迁对教学产生的影响。“以前也不是没有影视演员，但戏剧演员和影视演员并没有在职业上形成真正的区别。”统治中国演艺教育长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终于被撼动了。“我们开始做戏剧游戏，开始做小品，做人物练习。”
1982年，在一次普通的人物练习片段表演中，80级的姜文、高倩和岳红等人共同策划了之后闻名全国的小品《卖花生仁的姑娘》。在表演当中，姜文独自一人从台下慢慢走来，边走边说：“这个戏，演员演得好!导演好!剧本尤其好!”在座的老师们一下子意识到，姜文是在模仿曹禺的样子。
田有良调侃说自己“很失败”，“否则我现在应该在当演员，就不会做导演了。”去年，他刚刚从中戏辞职，并接拍了新版的《玉观音》连续剧。田有良在中戏教了20年书，而他的同学巩俐几乎一出校门便成了国际明星。“巩俐的表演是我们班最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仍然记得老同学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她只要往前一站，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一展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就已经傻了。巩俐的自信，巩俐的气场，是相当罕见的。”但是，田有良也承认，如果没有张艺谋，“那就是另外一个巩俐了。”
章子怡张艺谋之后“死等”李安
在巩俐成名十年之后，几乎同样的机遇降临在了“小巩俐”章子怡的头上。对于96级的集体成名，班主任常莉把它归结为“历史夹缝中的巧合”。那个时候，“社会上还没形成经济的概念，他们还可以好好地、安心地学习。”可在他们入学的第二年，国家开始放宽文化产业政策，以北影为首的一批国营团体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一批民营资本开始涉足影视业。扎实的基本功加上遍地的机遇，这是那一代人的幸运。
但是，比影视业提前一步开放的广告业首先染指了这片依然纯真的校园。“当时章子怡接拍了一个榨菜丝的广告。我问她，他们给你多少钱?她怯生生地说，500块。我说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我把班上的所有人都叫了过来，严厉地告诉他们，以后所有人都不准随便接戏，除非是好导演，好剧本，好角色。”“可是，老师，到底谁算是好导演呢?”常莉依然记得自己扳着手指慎重地说出了三个名字：谢晋、谢铁骊、张艺谋。
“没过几天，张艺谋就来了。张艺谋看了好几个人，都不满意，问我要一个‘广告式’的学生。于是，我把章子怡递了上去。”《我的父亲母亲》使章子怡一举成名。当所有人都在盯着看她的第二步时，常莉却以“家长制”的方式把她牢牢地按在了学校里面。现在回想起来，常莉都觉得后怕，觉得那是“在赌博，在押宝”。“章子怡那时可急了!什么《纪晓岚》啊，《天龙八部》啊，好多组都让她去。她老是说，我要是不去，那个谁就去了。我说，让她们去吧!就这么等啊等啊，我自己都快按捺不住了，可终于还是等来了李安。”
可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即便是两个人共享着同一份机遇，也不一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的父亲母亲》捧红了章子怡，可同样被选中的中戏音乐剧大专班95级学生孙红雷却没有那么好运。这个世上有“谋女郎”，却没有“谋男郎”。郝戎是孙红雷的台词课老师，至今，他仍然记得孙红雷的“不自信”：“你们都长得这么漂亮，而且都是大城市来的。我年纪又大，长得又不好，还是从小地方来的。”
但是，“孙红雷要是出不来，我就一头磕死。”在郝戎看来，正是他自己的“欲望”和“痴迷”才造就了他。“他去面试《像雾像雨又像风》，赵宝刚问他，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谁谁谁。赵宝刚又问，你来干吗啊?他说，我来面试阿莱这个角色。赵宝刚说，行，留个资料，出去吧!经受不住这些受辱，怎么成得了明星呢?而且，他去面试好多戏都是穿着戏装去的，不像现在的演员，看个脸蛋就行了。他这样痴迷的演员越来越少了。”
分子与分母
从演戏到教书、做导演，田有良走了一遭，让他明白了很多。“明星和演员的关系就好像分子和分母。分子数永远是固定的。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百个，全中国你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十个。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分母数。分母还分好几层：第一层是由家长带着上那些业余学校的孩子们，那些业余演员们，那些北漂族们。然后，唰地一下，他们考进了中戏这样的学校，好像以为是进来了，以为是可以当明星了，其实远着呢!先去学专业吧。学完专业就去社会上混吧。有了机会进了剧组，终于，获得了导演或制片人的青睐，潜规则来了，机缘和追求是需要你付出代价的。最后，有些分母终于有机会成为分子了。但残酷的是，有一个分母成为分子，就意味着有一个分子掉了下来。”
“我经常告诉学生，别看你们的师兄师姐现在在外头这么风光，他们当初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你们知道吗?”郝戎仍然记得章子怡大四的时候，拍完《卧虎藏龙》从怀柔回到中戏来看望他，“我问她，有事吗?她说没什么，可眼眶一下红了，很委屈。后来才发现，她的一整个背都是紫的。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好了，见世面也广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你说一就是一了。你说这个应该这么演，他就会反问你，凭什么啊?你演过吗?”
郝戎认为，只有像朋友一样平等地对待学生，才能教出好演员。而郝戎的老师田有良正是这么做的。“我上课时很随便，学生跑上来坐在我的台上，问我要一支烟抽，这都没事!你得鼓励他们的自信心。有了自信心才有气场。就算这个学生没什么优点，你至少也可以夸他帅吧!你夸完了再说其它话他才听得进去。”
田有良这种以自信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到了98级终于有了成果。那一年，中戏诞生了邓超和朱雨辰等明星。“大二下半年的时候，我就让他们交大戏。一般这个时候，学生们只交一个小品或人物练习。我说，你们这么聪明，这么有灵气，肯定可以交大戏!邓超交的就是《霸王别姬》。而且，我告诉他，别在海报上写我的名字，要写‘邓超作品’。这极大地鼓励了他的自信心。从那个时候开始，邓超就已经会自导自演自己筹备一部戏了。”
可常莉却不这么认为。“很多人都批评我的家长制。但我觉得就是应该这么管理学生，否则出不来成绩。”96级的刘烨在一次汇报演出的前夕对班主任常莉说：“老师，我交不出作业。”“我说，交不出不行，必须得交!过了一会，他又跑过来说，老师，我真的交不出作业。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还是得上台。又过了一会，他说，老师，我想好交什么了。结果，他成了那次汇报演出的报幕员。可就算是报个幕吧，他还是磕磕碰碰，面红耳赤，满头大汗。”
时代变了，教师变了，学生也变了。常莉伤感地说，“学生们再也不需要我了。以前，他们离不开我，他们至少在业务上要依靠我。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可以去找一个制片人要什么去啊。然后制片人倒了，他也就倒了……”
镀金不是金子
现如今，貌似吃香的中戏远没有外界想得那么悠然自得。“以前培养演员的也就那么两三个学校。现在，六百多个艺术院校，优秀的学生全分流了。”对于常莉来说，这也是96级不可能再被复制的原因之一。“现在的学生只能气死你，急死你。你要处分他，家长就半夜三更地打你电话。你说我怎么教?”
更别提那些选秀节目，那些一夜成名的神话了。田有良曾经执导过话剧版的《奋斗》，而演员则是袁成杰、魏晨和唐笑等选秀明星。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选秀演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即兴能力很强。你要让他们时刻保持着比赛的状态，他们的表现力就会变得特别强。但是，选秀演员都只不过是一个镀了金的产品而已，真正的演员却是金子。”
“但是，也有那个途径出来的明星，非常刻苦的，人家咬牙坚持住了，那是好样的。你比方说周迅，人家没上过学，但人家是个非常棒的演员。刘晓庆也没上过学，但人家还是非常棒。成为一个演员的途径有很多，但是，把宝押在选秀上面，这肯定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郝戎说中戏的目的在于培养“学者型的演员”，那种可以“活到老演到老”的演员，而不是速朽的明星。
最心焦的还是常莉这样的老教师。“你说中戏招生，不招不行啊。可招了又怎么办呢?现在喜剧演员该革新换代了，可是换不上去。你看着《红楼梦》这么好的机会，没有人上得去。你看湖南台的《还珠格格》，你想找演员，可像赵薇那样的，她没有!有的人长相挺像，可一点都不会演戏。你说这怎么弄啊?”
没有规范，没有规矩，像“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所有中戏老师对现如今演员培养和规范体制的共同感觉。“可有一天真的要是规范好了呢?那就意味着机会更少了。”
采访结束，常莉站在实验剧场的台阶上，仍然感慨万千。她说起几天之前孙海英炮轰“话剧之死”的事情。“我和他的理解也许不同，但戏剧的确死了。电影不也一样吗?这都已经《阿凡达》了，以后拍电影再也不需要演员了。戏剧呢，越来越变成是一门视觉的艺术了，只要看上去好看，演员演得不好一样也能成名。”最后，她无奈地笑了笑，对记者说：“也许，是演员死了吧。”
选秀星探走穴明星速成法?
“民间艺人”小沈阳的火红程度，决不亚于当年的“小燕子”赵薇。
又是一年选秀天。在经历了从无人问津到万人空巷再到争议和疲惫的整整七年之后，各地电视台的各种选秀节目，再次拉开了序幕。作为一种商业化的明星选拔活动，选秀将“一夜成名”的神话演绎到了登峰造极。它一方面把明星的生产机制“透明化”了，让电视机前的普通观众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把他们自己的欲望投射到那些同样是普通人的孩子们身上;可另一方面，它又暧昧地或暴露或掩饰着这一过程中的所有污垢、肮脏和泡沫，所谓“幕后黑手”便是其必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选秀明星经纪人认为，选秀是一条合理的成名道路，而人们也夸大了选秀明星和科班出身的明星之间的区别，“这两个概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是重叠的。很多参加选秀的明星之前就在艺术院校读书。这些人不是一出校门都会获得机会。选秀向他们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张学友和陈奕迅不都是选秀出身的吗?”就这位经纪人看来，重要的并不是用“怎样的方式成名”，而是这些人的“心态”，“等选秀结束之后，你是否还可以静下心来再去学习。这才是关键。”
被星探发现是通往名利场的另一条道路。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只有像冯小刚、张艺谋、周星驰这些极少数的导演和制片人才能聚集足够多的镁光灯去探照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当FAMOUS记者问一位前星辉公司资深员工，当初《长江七号》为何会选中张雨绮和徐娇时，他直言不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星驰自己的感觉。”
但成为“谋女郎”、“星女郎”并不能保证她们的“星途坦荡”。中戏老师田有良曾经是孙俪的表演培训老师。2002年，时为上海警备区文工团团员的她被海润总裁刘燕铭看中，捧她成为下一位“岩女郎”。在正式接拍《玉观音》前，田有良教了她三个月的表演课。“这种短期的表演培训只能是针对某部特殊的戏，要想在拍完这部戏之后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那就必须接受更为长期和综合的培训。”
要是说起真正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明星培养机制，那便是艺术团等机构了。艺术团中的艺人大多是一些受过非正式艺术培训的人，他们的表演艺术根植于民间，并通过“走穴”、巡演的方式逐渐走红。本山传媒的前身辽宁民间艺术团和其成员小沈阳便是其中的代表。从民间舞台到央视春晚再到大银幕，根深蒂固的“师徒制”和摧枯拉朽的市场经济，小沈阳看上去似乎总是明星圈里的异类分子，却也从另一方面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境遇。
造星工厂：一个好莱坞明星的诞生
在好莱坞，每隔一两年都会有像罗伯特·帕丁森这样爆红的青春偶像。
1910年，独立制片人卡尔·拉姆勒挑战托马斯·爱迪生和电影专利公司的统治地位，将其旗下的女演员费洛伦斯·劳伦斯诱惑至他的独立电影公司(IMP，环球公司的前身)，并利用新闻媒体制造传闻，为她的电影造势。于是，第一位好莱坞电影明星就这样诞生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方法派演技”在好莱坞的流行，“明星”和“演员”逐渐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罗伯特·德尼罗是演员，汤姆·克鲁斯是明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是演员，安吉丽娜·朱莉是明星。但这或许也只不过是好莱坞造星运动的一种话语策略而已。
美国拥有一套相对成熟的造星体系。纽约和加州是好莱坞明星的两个主要“孵卵器”，那里星罗棋布的演艺学校和极度发达的娱乐业为明星的诞生提供了理想的土壤。在走上大银幕之前，一位未来的明星候选人一般都会经历舞台、电视等媒体的考验。罗伯特·德尼罗在20岁的时候献上了银幕处女作，而在此之前，他是拉瓜迪亚音乐艺术高中的学生，阿尔·帕西诺则是他的同学。
而好莱坞对童星的发掘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因电影《暮光之城》而走红的克里斯腾·斯图尔特8岁时便被星探发现，并饰演了《颤栗空间》中朱迪·福斯特的女儿，朱迪·福斯特本人，也同样是童星出道;而斯图尔特在《暮光之城》中的搭档罗伯特·帕丁森之前一直是位不成功的模特，直到中性化成为流行的审美标准，他也转行成为“下一位裘德·洛”。即便是没有运气，也没有机会系统性地上学，好莱坞的大门仍然为你敞开。“演技培训老师”是一门独特的职业：想当年，布拉德·皮特只身来到洛杉矶，一边在餐厅打工，一边接受演技培训老师的训练，最终还是成了大明星。
一个普通人被选中成为明星候选人之后，经纪公司或制片公司会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重塑他。这不仅包括“银幕形象”的设计，还包括隐瞒、抹去他过去的真实身份。加里·格兰特原名阿奇·里奇，琼·克劳馥原来叫露西尔·费伊·勒萨埃尔……一份相应的自传资料会通过媒体广为传播，这不仅掩盖了某些明星有可能存在的历史污点，将他们“神秘化”和“神话化”，而且也把他们的身份和银幕形象融合在了一起，从而为之后的造星运动推波助澜。
在美国，演员们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利益保障。成立于1933年的演员公会(TheScreenActorsGuild)如今已有20多万成员。加入工会的演员们必须从自己的年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上缴工会，而任何制片人想让某位演员参与演出都必须先和工会签署协约。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演员们的最低工资、住宿条件和安全需求等。
而以CAA为代表的演艺经纪公司则成为了明星们的“代言人”，他们为明星打理事业，并一般从明星收入中提成10%来作为报酬。像希区柯克那样可以以电影作者的身份来重塑、颠覆、利用明星的导演越来越少了，运用明星就意味着巨额的片酬，而他们和他们的经纪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贪求一份固定的片酬了，明星入股电影，并分取影片最终票房利润的做法已然大行其道。
柔光灯让他们明眸善睐，特写镜头让他们完美无缺，主观视角让我们急不可待地认同他们……“我就是个大明星。变小的是电影。”或许，比利·怀尔德的预言是对的，好莱坞终究还是生产了一只无法控制的野兽。
